战书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我最推崇的美国电影人，这个帅气的老男人，眉宇间的坚忍笃定跟我的老师有几分神似。没看过《廊桥遗梦》，真正迷上他的是04年那部与希拉里·斯旺克、摩根·弗里曼联袂的《百万宝贝》，那年他74岁，奥斯卡给他颁发了最佳导演奖。“作为一个导演，他喜欢以一个角色的死亡来开始或结束影片。”好莱坞的商业味太重，电影界是浮躁嘈杂的，鲜有欧洲独立电影人对边缘群体进行关注并引发对社会问题、人性脆弱面的深层次思考，克林特是一个例外。他尊重和看重的是电影作品，而不是电影业。
 
上个周末，终于完整看了他最近的两部片子《硫磺岛的来信》和《父辈的旗帜》。这两部片子均以二战后期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战役为背景，分别从日本和美国两个角度来叙述，相互独立又有部分场景相呼应。克林特本着忠于历史的态度去拍这样两部战争题材的影片，他并没有突出战争的胜负，转而重点刻画战争中的人物心理，将镜头伸向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战争的结果于是显得微不足道。
 
对比来看，参与战争的双方，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其中更隐含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日方的阵营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它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主导的紧密集体。影片中日本兵用手雷集体暴毙的场景是触目惊心的。而美军阵营内部，存在一种兄弟般的氛围；在宣扬为国而战的同时，个人对生命和战友情谊更为看重。单独地看，两部影片中又包含了对于本文化异于一般的思考。《硫磺岛的来信》其实反映出日本军营中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几个人物的内心与战争下的残酷现实多方面的矛盾冲突；《父辈的旗帜》更是颠覆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对英雄光鲜背后的无奈和内心的挣扎做了真实的透析。
 
两部片子各有一个触动我的人物。
 
《父辈的旗帜》中，印第安人Ira Hayes在被推到美国英雄的位置上之后，内心一直是痛苦挣扎的，硫磺岛作战的场面无时无刻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战场上是坚忍高大的形象，在市政厅的广场上带给美国人民的也是光辉的英雄形象，但在政客商人的急功近利、人民对英雄的期待面前，他又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在他借酒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引来一系列麻烦之后，不得不被遣回战场的前一晚，这个满脸泪水的男人说出了几乎所有战争英雄们的心声——“我受不了别人叫我英雄，我只是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中枪而已。我看过的、做过的那些事，一点都不值得骄傲。”那些见证战争并为之浴血的幸存者，战后往往被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奉为英雄，而这一切的荣耀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人们看重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却极少关注战争带给他们持久的创伤。当他们习惯了苛刻的军事体制，习惯了军队中残酷的死亡游戏，一旦带着对现实的憧憬重回现实，又是和现实处处相抵，最终要被现实遗忘被舆论边缘化的一群人。正如影片结尾所说：“英雄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是人们需要的。”英雄也有沦为“昨日英雄”的那么一天，这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字眼。
 
《硫磺岛的来信》中，西乡是一个纯良软弱的小兵，他本来是一个小镇上的面包师，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当他所在的小分队遭遇惨败，轮番拉开手雷集体自杀的时候，看似懦弱的西乡最终背叛了武士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存”，而另一个名叫清水的士兵，从他身上也折射出日本人在个体生命和天皇二者之间的徘徊挣扎，生死只在一念之间。逃兵的行为是不为日本军国主义下的社会伦理所容的，而求生的欲望又是强烈得让人窒息的。背叛武士道的西乡和清水成了患难之交，他们与大部队汇合，尔后又俘虏了一个美国兵。美国兵临死前留下的母亲写给他的信又给这两个小角色很大触动：原来美国人并非野蛮人，他们也有儿女温情的一面，甚至两国母亲写给儿子的信都是相似的。他们都在扪心自问求死的意义，个体的生命在天皇的面前就真的那么渺小没有价值么？那么对于那些牵绊他们的亲人呢？他们最终选择了做逃兵，可这样的选择偏偏又是苍白无力的。清水找到了美军，举了白旗，他真的以为美国人会优待俘虏。而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又是何其野蛮残忍。那么清水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西乡在美军的驻地看到清水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充满了冰冷的绝望，是对未来、自由、亲人、生命一切一切的绝望。战争把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小人物的离经叛道往往折射出社会伦理的苛刻，而这种离经叛道的结局往往又不敌世俗苍白无力。
 
曾一度对和平时代的男人表示不屑，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自私自利缺乏对所爱之人及社会的担当。今天，我质问自己，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女人，如何清楚所谓的“洗礼”？人们对军人的自律自强坚韧不拔充满敬仰，又何尝没有加入幻想的成分？现在的人，对战争究竟了解多少？军人们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真的视死如归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吗？他们的信念，宁毋说是一种既有的责任感。责任，好可怕的责任！这样一个伦理性的概念，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却无视我们想要做什么。道德伦理企图把人约束在一个有序的框架内；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人们大谈责任而不闻个人自由意志。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让一对没有感情的男女继续维持不幸的婚姻关系；个人对于单位的责任让一个不喜欢既有工作的人放弃选择更好的可能；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让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放弃他的血肉甚至变得无情无义。个体的爱情、自由与生命在责任的强势下显得如此卑微。责任何以成为可能？人生之为社会性的人，同时又无法剔除欲望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责任对于个体约束的必要性。爱情区别于滥情，自由更非为所欲为。责任的理念是让人人自觉担当，而不是强制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况且任何一种应该和不应该都不是政府说了算，它至少要代表民主的声音。
 
责任的履行需建立在双方的对等上。爱国之前提，是国也爱我。这样看不免显得飘渺，而国非政府，乃是一种族群的认同感。历史上，越往前追溯，国家的地域概念越是淡化。譬如唐代，并不是很强调疆域的概念。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更多是一种基于文化和族群的认同感。地域上的国与国，人们是可以任意走动的。对自由的设限越多，人们冲破禁忌的方式反而越极端，手段的杀伤力有时甚于终极目的。一个轻视个体生命的民族或者国家，人人言其爱国，实为惧政府。这样的国爱得太空泛，一旦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显得不堪一击。也就不难理解，活着的英雄不过是战争的幸存者，叛变的逃兵不过是受求生欲念左右可怜人，而难以计数的死者则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问：一个空有责任感的人，若没有内心真爱的支撑，何来的担当？
 

    战争本身就是个悖论，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家人的幸福而拿起的武器，可每扣动一次扳机，都有可能使另一个家庭失去幸福。
    当两个人手握钢枪的男人相对而立的时候，那任何一家的幸福都是以对方家庭的痛苦作为基础的。
    有信仰有忠诚的军官在为国鞠躬尽瘁时尚且对家人心存愧疚，更何况那些被临时抓壮丁没有太远大理想，只想陪着老婆孩子幸福生活的普通一兵了。
    最后的胜利永远只属于国家，而参与到战争中的个人无论结果都是失败者，因为他毁掉了家庭的幸福，别人的或是自己的。

没人查查看这个叫粟林的鬼子吗？日军进攻香港的二号人物啊！！

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头几天内，就有多达10，000名妇女被强奸，其中包括中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当时住在香港的其他国籍的妇女。在一个主要治疗英国籍士兵的医院里，日军共屠杀了170名正在康复的士兵，以及一些医护人员。不少受害者的耳朵、眼睛、鼻子、舌头以及胳膊被割下来，70名英国士兵在病床上被军刀捅死。共7名英国女护士被强奸，有的甚至就在已经惨死的英国士兵的身体上被强暴，其中3人最终被奸杀。香港富豪何鸿燊回忆说，当时不少英国女护士在香港大学附近被奸杀。

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你信吗？？？

   怕死、投降、逃跑、违抗军令，充满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战争的厌倦，这是二战时候的日本兵吗？怎么看都是伊拉克战争里的美国兵嘛。伊斯特伍德还是在用美国式的思维诠释日本，要么就是太以偏盖全，过分放大了日军中的某些个例。去看看对二战日本老兵的访谈，当年他们都是何等狂热啊！否则也不会有“神风敢死队”产生了。
    我一直认为个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何况是身处二战中的日本，一个极端国家的最极端的时代。如果日本兵都真的这等贪生怕死，那硫磺岛一役何需那么惨烈？3万日本兵战死2万4千人，如果仅仅用在长官的威胁下，绝望无奈地被迫自杀来解释，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战争中，很多日本兵自杀身亡，他们的举动在国内一直被宣传成是英勇和无畏。我相信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家人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英勇和光荣的。临死的那一刻，一定是气慨非凡，而不是痛苦和窝囊。那情景，和解放军战士高呼：“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肯定有得一拼。就算有极个别人冒出了怕死的念头，或者是对“圣战”产生了一些另外的想法，估计也只是一闪而过罢了，居然还要拿出来讨论，甚至还付诸行动当了逃兵？真是死也要抬不起头了。不仅他自己声名扫地，估计还会连累全家人遭到唾骂。这在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日本，几乎不可能发生。
    日本在二战中，能够迅速占领远东大片领土，以弹丸小国与中国、美国、苏联这些超级大国抗衡，有深层次的原因。除了多年的精心准备、成功的战略战术外，士兵拥有武士道的献身精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当然，在那场战争中，中国军人以及美国军人都一样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但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日本人更不怕死一些。他们的无所畏惧，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达到一种宗教式的癫狂。这种状态，不要说远在西方的美国人，就是身为近邻的中国人都很难理解。
    我曾经看过美国拍摄的纪录片，采访一位当年塞班岛的居民。那时他才十几岁，因为听了政府的宣传，担心美国人登陆后会对妇女不利，竟然和哥哥一起，用石头把自己母亲活活打死了！而且他们还认为这是保护了母亲，保全了她的名节！真是一群疯子啊！当然，现在他是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后悔地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不过，当年日本国民的心态可见一斑。
    东方国家从来不像美国那样允许人们有多元化的思维，因此极易陷入全民疯狂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例如中国的文革。大家只要试想一下，在文革期间有多少人敢于质疑毛主席的权威和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就可以知道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又会有多少人敢于挑战天皇的神圣和看清战争的实质。
    谁是真正的厌战者？我想不是那些从硫磺岛幸存的日本兵，应该是生活在21世纪今天的伊斯特伍德自己吧。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看，《硫磺岛来信》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影片。叙事流畅，人物塑造丰满，场面调度运用自如，战争大场面和小人物的个人细节安排合理，完全是成熟的上乘之作。尤其难得是影片的主题：站在敌人的立场，用他们的视角来看待同一场战争，这也算是前无古人的吧。

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会给这部电影打五星，因为整部电影叙事流畅，人物刻画到位，配乐精彩，并且有一定的思想性。

如果我是日本人，不是极端的右翼人士的话，我也会为这部电影打五星，因为电影中描写的日本兵角度是人的角度，对于日本人很好接受；还体现了日本军队在陷入绝境之后，表现出了对于国家的忠诚，同时也带来了军国主义的反思。

只可惜，我是中国人，这注定了我无法用一种淡定的态度去审视这场战争。我就是带着我的民族记忆来看的，摘不掉有色眼镜，隐藏不了自己的感情，所以，我最多只能给到四星。

先无知一下，之前只知道这部电影还算有名，海报让我以为这是一个送信的故事，呵呵，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我知道自己多半是臆断了。只是我想或许如果电影只是刻画了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一封家信的辗转，再配点曲折，老套是老套些，但多半会让我的接受能力会更强吧。

电影讲述的是日本军队在二战后期，遭遇反攻，守卫硫磺岛的故事。这些士兵大都是普通意义上的人，面包师，家里开服装店，甚至有场西和栗林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虽然貌似他们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美国人还真是）。这样的刻画，我一点也不反对。影片导演的意思，多半还是在控诉战争本身吧，一方面是对日本文化当中极端的方面有一定的批判，另一方面，似乎也表现了作为一名军人在面对祖国被威胁时的骨气。这样的两面性抓得还是不错的。

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幕，是场西念美国士兵sam的家书（虽然我以为一个有脑子的军官是不会念出来的，因为这多动摇军心啊，汗）。呵呵，暂且忽略上面说的问题吧。这封信最大的杀伤力在于它很普通，就像清水说的，和我妈妈写的一样。是啊，这些美国人，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那么战争的意义又在何处呢？为什么一样的人要这样杀得你死我活？电影中，书信是贯穿始终的，也正是书信，将这些士兵都还原成了普通人，或者这是在控诉战争这个机器是如何剥夺正常人的小生活吧。所以看完这电影正常的情绪，多半是深深的同情，并且带着一点点沉思。显然，我做不到。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这场战争里，这些日本兵，他们是以反抗者，保卫国土的形象出现的，那么作为侵略者的他们呢，那些拿着刺刀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的士兵，他们会写什么，今天我们杀了几个人吗，还是若无其事地讲着其他快乐的事呢？

难免说到了另一部电影，陆川的《南京南京》，虽然很多人不待见它，因为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人性化的描写。不过，我对这样的角度并没有什么异议，正像导演说的，我们现在不应该用受害者的姿态贩卖自己的痛苦，而是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场战争。一直记得电影中的一幕，屠杀中国俘虏和这群日本士兵在河边说笑生活镜头的衔接，看得我心中震动，脱下军装，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他们多么普通啊。魔鬼对人残忍并那么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对人的残忍。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这部电影，心中总有一些别扭的原因了，导演和编剧探讨的是作为防卫者，甚至是弱者的日本士兵的状态；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他们主要的身份是侵略者，对于我的立场而言，从前面的角度去考量这场战争，显然不够深刻，多少也带了美化的成分。

从这个层面上说，《南京南京》在思想上可说是高出了一筹，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此，之所以被批判成献媚，是因为这种反思不是侵略者本身做出的，而是我们一厢情愿加诸的。我更希望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自身的反思，关于侵略、屠杀、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日本文化传统。至于时间，呵呵，我一点也不乐观，从目前来看，他们还很难有勇气做出这样的批判。

另外，我想多嘴一下，这个世界，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不正义的战争和为了反抗不正义的战争而进行的战争。
但凡战争总是畸形的，即使是非正义的反抗者，也会让仇恨抓住，变得残忍，尽管我们总是允许这样的。战争也会将这人性中最丑恶最黑暗的一面暴露出来，而它们一般是在侵略者的身上展现得淋漓精致。
战争最可悲的地方，大概就是让双方忘记了对方，和自己一样是人，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吧。

我选译了《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在该片于2006年12月日本东京上映时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二宫和也(Kazunari Ninomiya)的访谈


Q1: 您是怎样聚集到这样一批演员的？他们在日本可算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艺人了。

伊斯特伍德：《硫磺岛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是我首部以外语拍摄的影片，它探讨另一种文化，为此我作了许多准备和大量的阅读，特别是对剧中人物有了清晰的想法。我还需找到能饰演这些角色的演员，而我们召集到的这些年轻演员是我所合作过的最棒的团队之一。我熟悉渡边谦(Ken Watanabe)的作品，之前我就看过他与美国片厂合作的影片。自我们的影片开拍以来，我就从未对演员的挑选产生怀疑。我看了片中其他演员之前的电影和电视剧，而他们的才华显而易见，因此语言问题无足轻重。


Q2: 就像许多和他们同龄的日本年轻人一样，这些青年演员对这场战争的历史不太了解。

伊斯特伍德：但他们已按照我的要求真实地接近角色了。我非常想让这部影片能像《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那样，成为对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所有的阵亡青年的致敬。我希望人们不会遗忘他们。在片中信的结尾处，渡边谦饰演的粟林忠道(Kuribayashi)中将告诉属下：人民将会为他们、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在阅读他的回忆录和信件时我明白了这些人是谁。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年轻的人，人们把他们抽离家园，人们送他们去远方战场，接受可能再也无法回家的命运。这是一个在今天仍能引起巨大反响的故事。2万1千余名士兵丧生在这座岛上。而我想要探寻那场战争的无意义和年轻生命的牺牲。

  
Q3: 一些国际导演来美国拍摄电影，或梦想着这么做。而您则是首位拍摄非母语影片的当代知名美国导演。

伊斯特伍德：我已经成了一名日本导演。。。只是我不会说日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人们开始理解电影的大同，而我的合作团队也同样有这种印象。这种大同超越了语言界限。显然我们也可以对表演中的语调作这样那样的调整，但我有出色的翻译者为影片和演员服务（就不需要调整声音了）。对我自己和周围演员怎样行动，我总是依赖本能。我要求演员们用心而不是大脑来演戏。我不喜欢过于具象、过多雕琢的表演。所有演员力求念台词时都好像这句话是第一次说一样，而这也正是我的拍摄手法中想要取得的效果。我尽力让演员们感到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这样在第一次拍摄时就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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